就在英国新冠死亡人数突破三万人，排到欧洲第一的时候，媒体曝光了帝国理工大学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教授一个月前违反隔离禁令私会情人，主动辞去英国科学建议委员会（SAGE）科学顾问一事。英国各大媒体纷纷用头版报道这一事，不少民众也群情激昂地指责教授一边强调隔离的重要性一边违反禁令。

《太阳报》甚至在标题上编了个打油诗，嘲讽弗格森教授是傲慢的伪君子。

著名主持人Piers Morgan直接说，“政府遵守了科学家的科学，而科学家却不遵守自己提出的科学。这是多么可耻的一幕！”

这些嘲讽和指责有道理吗？该怎么看这件事？

尼尔·弗格森教授是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学家、数学生物学教授、Sage小组成员（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他带领团队，对英国新冠病毒疫情进行计算机建模研究，模拟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和影响。

1月22日他在英国政府第一次Sage紧急科学咨询小组会上就指出新冠感染率在2.6至3.5之间，提醒要将传播率降低60%，才能控制病毒的传播。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实行社交疏远措施，才能切断传播链。但当时政府无视他的建议。

他不为英国政府的“群体免疫”所左右，带领的团队3月16日发布题为《非药物干预措施对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和医疗资源需求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测算出英国、意大利救治新冠患者所须ICU数量是此前预估规模的两倍，这份报告推翻了政府的“大流感模型”，指出不采取隔离措施新冠病毒会击穿NHS的医疗容量底线，让政府发布了封锁令。

他还在各个场合，多次苦口婆心地强调隔离的重要性，被人们称为“Professor Lockdown（封城教授）”。

这件事够八卦，够吸睛，但不要被带节奏，上纲上线。据报道，教授3月30日和4月8日两次在家中见面的女子是一位已婚女性，常年与自己的丈夫孩子生活在伦敦城外。她自称她和丈夫的婚姻是开放式的婚姻，而弗格森教授也和她丈夫见过面，她认为弗格森教授是“她家庭的一份子”。而弗格森教授目前处于分居状态。国外公私生活的界线很清晰。首相鲍里斯今年2月才拿到绝对离婚令(decree absolute)，但他和新任女友的孩子4月底就出生了，人们没过多指责他们未婚生子。

有抗辩理由，但教授坦然认错。英国政府的居家令是允许上门看望帮助弱势群体的。弗格森教授3月18日证实感染了新冠病毒，自己一人在伦敦的小公寓里，孤零零地和病毒斗争。而女子第一次上门的时间是3月30 日，应该是教授自我隔离期中。教授和这女子见面是因为得病后心理脆弱，孤独还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好乱猜。但弗格森教授坦然说：“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行动”，“我以为我（从新冠病毒康复后）就免疫了...”，所以辞去Sage小组成员。

教授已分居的妻子妈妈（法律上的丈母娘）接受英媒采访时表示：他为这个国家日以继夜地工作，提出的禁足令挽救了数万人的性命，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污蔑他。”

“他确实不应该这么做，但他之前感染了病毒且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他几乎没有朋友，所以他邀请了这个女人，她可能是他的女朋友，我不确定，但他这么为国家工作，你们不该这样对待他。”

弗格森教授有过错，但不应背锅。无疑，弗格森教授应该更加严格遵守隔离要求，但让科学家背锅就中了政客的圈套。

这次曝光的时机非常巧合，刚好是英国死亡人数突破三万，排在欧洲第一时。这件事曝光后不少媒体和民众的关注点转移到了这件事上，追问英国政府为何死亡人数高居欧洲第一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世界卫生组织前主任安东尼·科斯特洛教授质疑，为什么在英国的官方死亡率已超过意大利，并且即将做出放松封锁决定时，弗格森一个月前违反社会疏离规则的故事就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曝光。另一位与《卫报》交谈的科学顾问说：“当欧洲死亡率最高的英国本应出现在各处时，弗格森就登上头版了。”

抗疫以来，英国政府多次强调自己是“循证决策”，是根据科学小组的建议来决策的。例如政府官员说当初对疫情的乐观估计是科学小组的建议、PPE标准是根据科学小组建议、目前不建议戴口罩也是科学小组建议。循证决策当然是好，但是科学建议和政府管治是有区别的。科学建议不是万能的，它代替不了决策。科学建议只会提供各种可能，分析各式利弊以供政府官员决定。而且它还是一个逐步深入，不断修正的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提供一个十全十美的准确答案。 

政府官员的作用在于在众多的方案中比较衡量后择一而行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否则就无需这些官员，直接由科学家治理就行了。决策者无视科学的局限性，被追问时就抛出“我们根据科学小组的建议”的说辞，实质是拿科学家当挡箭牌。所以，英国抗疫效果不佳的怒火不应被政客带歪，指向科学家。仔细想想，弗格森教授1月22日新冠病毒传染性强的建议不正是被这批政府官员无视的吗？

而且科学家和政客的身份不同，价值追求侧重点也不同。科学家需要尊重客观事实和规律，更多是求真。而政治家要平衡各方利益，综合施策，更多是求善。他们的价值追求侧重点和要求是有所区分的。不能拿政治家的要求去套科学家，要求科学家的言行举止也符合政治家的标准。否则，科学家瞻前顾后还敢说真话吗。

《卫报》报道一位科学家就抱怨“弗格森是一名学术研究员。不是他做出的决定，他也没有报酬。”“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辞职的情形。他不为政府工作，也不制定政策。他是在大学工作的科学家，他在这些委员会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他的会面行为是错的，但我们都会犯错” 。

而英国官员对弗格森教授辞职的态度很微妙。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告诉《天空新闻》：“这太不寻常了，我不明白，弗格森教授继续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违反了居家规定，辞去了英国政府科学咨询机构的职务，这让我‘无话可说’”。他还说会支持警方下一步的处罚，他不会为弗格森争取工作。

比起弗格森教授坦诚认错辞职的行为，相似的情况英国政府官员的说辞就多多了。正如我在上篇博客《疫情中英国警方如何执法》中所提及，工党南威尔士议员斯蒂芬·金诺克（Stephen Kinnock）可以向警察局叫板说自己从威尔士开车到伦敦向父亲说“生日快乐”是“必要的出行”。英国社区和住房部长罗伯特（Robert Jenrick）明明平时居住在伦敦，但他可以辩解自己从伦敦驱车150英里到了赫里福德郡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的房屋才是第一居所，可以辩解自己开车40英里前往父母家中是为老人送去急需物资。当然，他们都没有主动辞职。

面对同样的情况远隔重洋的新西兰是怎么处理的呢？卫生部长David Clark在封城期间不顾规定，开车2.6公里到山上去骑山地车被曝光后他主动披露，自己还开车20公里带着家人去了海滩。随后他请求辞职。不过总理Jacinda Ardern在声明中表示：“在一般情况下，我会开除他，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没有任何借口，“但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要团结所有人抗击Covid-19，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卫生部门的重大人事改变，因此，也仅仅因此，Dr Clark将保留其职位。” “虽然他仍然保留在卫生部的职位，我已经免去他同时作为财政副部长的职位，也对他在内阁中的排位降级。”

伦敦警方刚刚表示，每次遇到这种初次违反社交距离规定的行为，他们都是先向违规者解释遵守这项规定的必要性。所以尽管弗格森教授的行为令人失望，但他已承认自己判断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因此，警方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弗格森教授所在的伦敦帝国理工大学也没有开除他，但据英媒报道称，不清楚原来研究资助会不会削减，他担任的其他的政府顾问职位也不知道是否会受影响。

子弹可以飞，但别乱飞。